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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争取李宗仁归国 周总理做了大量的工作

程思远

2019年02月21日11:53    来源:申博娱乐注册

  1956年4月至1965年6月的10年间,我5次上北京,为李宗仁回归祖国做准备。每次到京,都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会见。为争取李宗仁归国,周总理做了大量的工作,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。

  (一)我一上北京,总理高度评价李宗仁先生《对台湾问题的建议》

  1949年12月5日李宗仁赴美,行前他先到香港,在香港的一切是我替他安排的。

  李宗仁于11月20日上午到香港,蒋介石先后派居正、朱家骅、洪兰友、郑彦棻等两次来港挽留李宗仁,李未表示什么。我替李宗仁办完一切手续后,他决定把我留在香港。我估计他此次赴美治病是一时权宜之计,最后一定要回到祖国来,可能让我在香港起桥梁作用。

  1955年秋李宗仁发表《对台湾问题的建议》,事前他的思想转变有其发展的过程,主要是下面几种因素:

  一、50年代初,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伟大的胜利。在战史上,美国从没有被别的国家打败过,可是却败于建国未久的新中国,此一事件深深地感动了李宗仁,认为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。

  二、1955年初,美国当局公布了与台湾当局签订的《共同防御条约》,1月29日,美参议院还通过了《授权艾森豪威尔总统协防台澎地区案》。对此,李宗仁认为,这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,阻碍中国统一,制造“两个中国”的阴谋,他作为一个中国人,不能默尔而息,而必须有所主张。

  三、1955年4月,周总理在万隆亚非会议上公开宣布,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,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,这也给李宗仁一个很大的启发。

  李宗仁《对台湾问题的建议》发表后,引起北京的注意。因为从此时起,我在九龙荔枝角靠山面海的寓所,就经常有进步人士登门拜访了。

  1956年1月中,在《大公报》工作的一位同乡陪同香港《文汇报》副总编辑金尧如来看我,手中拿着一份刊载周总理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》的《大公报》给我看,希望我对这篇报告发表一些意见。我对国内知识分子所处的境地一无所知,能够说些什么话呢?所以我就顾左右而言他,使访客怅怅而归。

  三个月后,也就是1956年4月下旬,上面那两位朋友又两顾茅庐,金尧如一会面就开门见山地说:“我们接到北京长途电话:李济深先生希望你去北京一谈,来去自由,并且保密。”还要我提出条件。我说:“我去北京,没有什么前提条件,但此问题大,容我考虑一天如何?”当即约定第二天下午3时在九龙太子道一家咖啡馆会晤,作出答复。

  当晚,我同妻子商量后,我就下定了去北京一行的决心。我说,建国以来,国内先后经过三反、五反、镇压反革命,运动频繁,海外一些知识界对大陆触目惊心,不敢跨入深圳河桥头半步,但我自己却有独特的怀抱:第一,我对台湾所提“光复大陆”,认为是扯淡,不值一顾;第二,我对共产党素无成见;第三、共产党向来讲话算数,此行可能走出一条新的道路来。我毅然北上了。

  1956年4月底我到北京,方知道此事不是出自李济深的策动,而是周总理决定的。黄绍竑曾对我说:我到北京的那一天下午,他正参加周总理召集的一个会议,在散会时,总理对他说:程思远今天到了北京。十分明显,我之来京是出自总理的决定。

  5月6日晚,张治中先生请我吃饭,他对我说,明天下午,政协礼堂三楼举行酒会,招待海外归侨,周总理为要见你,也来参加,你最好写一些材料事前由我交给总理。翌日上午,我就写了一份题为《从美、日、港三方面来观察台湾问题》的报告交给张治中先生。

  5月7日下午3时,我到政协礼堂参加酒会,不久,周总理来了,他对周围的人群打了一个招呼,就径直走到我同张治中站的地方来。文白先生正想给我介绍,总理已向我伸出手来,他握住我的手,热情地说:“思远先生,久违了,我们 1938年曾在武汉见过面。”

  我们站着谈了一会儿,总理随即对站在周围的刘斐、余心清、刘仲容、刘仲华说,你们陪陪思远看一看北京的名胜古迹。又对我说:我们过几天还要会面。

  5月12日中午,总理在中南海宴请我。刘仲容陪我从西北门进中南海,先在李克农副部长办公室谈了一会儿,然后由李陪同到紫光阁去,在那里受到总理热情的接待。在座的还有李济深、张治中、蔡廷锴、邵力子、黄绍竑、刘斐、陈铭枢、屈武、余心清、刘仲容、刘仲华以及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。彼此都一一握手致候。

  宴会厅在紫光阁客厅后面,总理举起手中的酒杯向我祝酒。在宴会中,周总理高度评价李宗仁的对台湾问题的建议。他说:李德邻的意见很好,只有一条我不同意,他主张台湾非军事化,这怎么可能呢?就是台湾回归祖国以后,还是需要军队保卫嘛!总理提到白崇禧时说,白健生颇自负,其实他政治上没有远见,竟听信蒋介石的话,把他骗到台湾去了!

  总理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来阐述人民解放军战略方针发展的进程。他说,在济南解放后,我们知道人民解放军可以攻坚了,立即发动辽沈、平津、淮海三大战役,终于打败蒋介石,统一了全中国。他继续说,当1949年和谈时,我曾告诉刘仲容,要他对李德邻先生说,把广西在安徽的46军调到南京来,这样李先生就可以行使他的权力签署和平协议,他也可以留在南京等待解放军的到来。可惜他没有做到这一点,一错再误。

  谈到台湾问题时,总理说:我们一贯主张全民族团结,一致对外。为了我们伟大祖国和人民的利益,我们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中有过两次合作,并肩作战,反对帝国主义。到了今天,彼此处境不同,只要大家以民族和祖国的利益为重,国共两党仍然可以重新携手团结起来,争取第三次合作,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。

  总理说,从现在起,我们不派人去台湾工作,我们不在台湾内部制造分裂,我们希望台湾全部过来。台湾当局如要了解国内情况,尽可以派人来大陆考察,我们将提供一切帮助,他们不必派特务来进行破坏活动。国民党军政负责人员来大陆探亲、访友、观光,我们将给以各种方便和协助,并保证他们来去自由。总理还提到请李宗仁先生回国看看。

  总理在谈话中着重指出:“和为贵”,“爱国一家”,既往不咎,立功受赏,希望国民党人对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。

  总理日理万机,这一天的接见、宴会和谈话竟花了三个钟头。我真不胜荣幸之至。当然总理的话不光是对我个人说的,而是对海外爱国人士的一次真诚的召唤。

  我回到香港,将此行经过函告李宗仁,他来信表示不快,谓此行关系重大,事前何不相商?并申明他虽提出对台建议,但其中间立场迄未有任何变化。

  (二)我二上北京,总理说李宗仁先生目前回国定居时机还不成熟

  1959年,我回来参加建国10周年庆祝活动。接到通知说,先去东北参观,然后回京听候周总理接见。

  9月24日,周总理在紫光阁召见,在座的仅张治中、邵力子和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、副主任罗青长。

  总理首先问东北之行的观感,我说建国仅10周年,但东北重工业建设已门类齐全,初具规模,发展是迅速的。

  总理说,你转来李德邻先生信,他自愿将他收藏的历史名画献给国家,这是他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,政府考虑接受。

  总理又说,德邻另有信给李济深先生(注:此信系由费彝民转来的),表示将回国定居,我以为他回国的时机还不成熟,将来我请你到欧洲去同他谈谈再说。这是总理第一次表示要我赴欧同李宗仁会晤。

  总理接着说:“你有一个女儿,叫林黛,在亚洲影展得到两次女主角奖。”我插口说:“1957年是《金莲花》,1958年是《千娇百媚》。”总理说:“这个问题是章士钊先生提出来的,他每年去香港一次,他以为应该争取你的女儿林黛归来。”总理还没有说完,张治中插嘴说:“总理,你不知道,思远已经同林黛的母亲离婚了,女儿通常总是听妈妈的话,思远怎么可能对林黛施加影响呢?”

  总理看着张治中说:“文白先生,原来你同思远都是三青团的,所以你帮着他呀!”说罢哈哈大笑,这个问题就没有谈下去了。

  25日总理邀我乘坐他的专列同去参观密云水库,同行的有廖承志、罗青长等。

  这次回港以后,着手把李宗仁存在纽约的字画运到香港来,然后又送到北京去,不久得总理寄语:这些字画,有些是真的,有些是赝品,但政府体念李先生的爱国热忱,将助他一笔赴欧的旅费,以壮行色。1960年春,李宗仁派他的夫人郭德洁到香港,收受了这一笔外汇。

  (三)我三上北京,总理要我转告李宗仁不要对美国抱有幻想

  1960年美国大选,年龄刚过40岁的约翰·肯尼迪入主白宫。美国人普遍对他寄以期望,认为这位哈佛大学出身又当过参议员的年轻总统,将对杜勒斯制订的僵硬的对外政策,来一个根本性的改变。李宗仁也觉得肯尼迪对新中国的态度比较缓和。于是在张欲海教授帮助下,写给肯尼迪一封信,贺他当选总统,并望他就职以后,调整对华政策,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。肯尼迪复了李宗仁一函,说此事关系重大,将予慎重研究。其实这是不着边际的官样文章。李将来去函件都寄给我,嘱送周总理核阅。

  1961年6月上旬,总理要我返国一行。在接见时对我说,李德邻不要对美抱有过高的幻想。肯尼迪年轻气盛,想干出一番事业,但摆在他眼前的问题太多,改变对华政策,一时还不会列到他的议事日程上来。总理重申派我到欧洲去同李先生谈谈,希望李先生对美国不要抱有幻想。

  (四)我四上北京,总理让我向李宗仁转达三件事

  1963年7月14日出版的《欧洲周报》,刊有意大利女记者玛赛丽写的一篇《李宗仁先生访问记》。李宗仁对该记者说:“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,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。”全篇谈话洋溢着李氏向往祖国的热烈心情。

  我同李宗仁先生约好,12月在瑞士苏黎世会晤。11月中我先返国向总理请示。那时正值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分别举行第三届第四次会议,总理忙得很。一天晚上,我在西总布胡同一个特设的招待所被叩门声吵醒。开门一看,原来是国务院副秘书长罗青长,他说,快穿衣服,总理在西华厅等你。

  那是晚上7时许,总理处理了一天的政务,还是神采奕奕,笑容可掬。总理要我向李宗仁转达三件事:

  一是“四可”,那就是李先生可以回国定居,他决心回来,我们表示欢迎;可以回国后再去美国;可以在方便的时候再回来;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。总之,我们欣赏德邻先生的向往祖国之心,但一切不强加于人,由他自己决定。

  二是“四不可”,李先生不要介入中美关系;不要介入美台关系;不要介入国共关系;不要介入第三势力。

  三是要过“五关”,五关是政治关、思想关、社会关、家族关、亲友关。

  总理要我把上述各项内容背熟。然后亲送我到门外上车,殷殷嘱咐,使我深为感动。

  1963年12月 19日我飞抵苏黎世,在某饭店同李先生会晤,转达了总理对李先生的期待,完成了我的特殊使命。由于我校原定时间迟到几天,避开了联邦调查局特务的跟踪,从而使李先生第二次离开美国时不致受人注意,终于顺利地从海外回到祖国怀抱。

  (五)我五上北京,总理让我去瑞士亲自接李宗仁回国

  1965年 6月 13日,我接纽约电,知李宗仁已于13日离美飞瑞士,即于14日派石泓持电赴广州用电话向北京请示。15日石谢返抵香港,谓总理要我去北京一行。

  6月 18日中午11时我飞抵北京,国务院“外办”的同志把我送到中央统战部礼堂,在那里见到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、中央统战部长徐冰、全国政协秘书长乎杰三、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以及冯锡同志。

  周荣鑫同志说,总理今早离开北京,出访非洲各国,临行他委托我们把下面几件事向你传达:

  一、政府发给李先生一笔回国旅费,由你带往瑞士面交。

  二、同时发给你一笔旅费,请你去瑞士把李先生接回来。

  三、你到苏黎世时,将有负责同志同你联系,有问题同他商量解决,他将给你以必要的帮助。

  谈话过后,周荣鑫等同志在统战部礼堂设便宴招待我。那时统战部的厨师以烧方块砖肉出名,我无例外地在那天中午享受了这味佳肴。次日我即离京南飞,准备赴欧。

  我因签证延误,直到6月28日才飞抵苏黎世,那时李夫人郭德洁也飞抵瑞士了。

  李宗仁想邀前国民党政府原地政部长吴尚鹰及其次子李志圣同行,他们久久未到,有关方面正准备安排我们去洛桑小住。7月12日却突然接到通知,必须在13日下午2时离开苏黎世。我们及时启程。在我们起飞不到两小时,台湾人马就带着白崇禧的亲笔函来找李宗仁了。

  由于香港《快报》 7月 14日报道李宗仁的行踪,引起了各方面的注视,为了安全起见,所以我们在卡拉奇休息几天。

  (六)周总理热情欢迎李宗仁归来,待以上宾之礼

  1965年7月18日上午8时许,我同李宗仁夫妇飞抵广州白云机场,受到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的热烈欢迎。同他们在机场吃粤式早餐后,继续起飞,11时抵上海。万万料想不到周总理、陈毅副总理偕上海市委陈丕显等领导人到机场迎接我们。李宗仁受到如此礼遇,感动极了。

  当晚陈丕显同志在上海文化俱乐部(即前法国总会)设宴招待李宗仁夫妇及我本人,周总理、陈毅副总理均参加了。罗青长副秘书长告诉我,总理昨晚通宵未眠,一直等到接获李先生座机进入我国境内的讯息,他才安然上床休息。

  7月19日上午,总理在文化俱乐部与李先生会晤,我与罗青长、刘述周、姚仲康参加。

  总理说,李先生万里归来,我们很为你的安全担心。台湾方面到处打听李先生的消息,但所得消息都是不准确的,证明他们情报落后了。

  在谈到台湾前途时,总理说,台湾问题的解决,待将来时机成熟,自有人挺身而出,通过政治途径,将台湾重新归回祖国,完成祖国统一大业。总理讲这些话时,满怀信心,给人以深刻的印象。

  总理对李先生重申“四可”精神,他说:李先生说过,一回来就再不出去了。但是“四大自由”还是要讲的。1963年11月,我曾请程思远先生转达了“四可”的内容。现在,我们还要重申来去自由。来去自由,不单是李先生的问题,还有你太太。你太太还可以去香港。

  7月20日上午,周总理的专机先起飞20分钟。等到李宗仁夫妇飞抵首都机场时,又受到周总理、彭真副委员长等领导人的热烈欢迎。当晚,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设宴欢迎李宗仁夫妇,待以上宾之礼。

  总理对接待李宗仁返国异常重视,指定中央统战部成立接待办公室,整个接待工作是在总理直接领导下有计划、有步骤地进行的。

  1965年9月26日李宗仁在北京招待中外记者。这是建国以来首次举行这样大规模的记者招待会,是李宗仁在上海时提出要求而得到总理当面答应的。9月24日,总理亲自指定吴冷西、龚澎、姚溱、张彦等四同志当招待会的顾问,指示周详,具体而微。

  (七)总理对我和石泓的照顾与关怀

  总理布置工作,非常细致。1965年8月16日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和夫人举行家宴招待李宗仁夫妇。参加者有彭真、陈毅、罗瑞卿、蔡廷销和夫人罗西欧、徐冰和夫人张晓梅、董其武、王克俊、黄琪翔和夫人郭秀仪、刘仲容和夫人张敏华、卫立煌和夫人韩权华,还有平杰三、刘述周、罗青长、李金德。周总理进来时对大家说,今天请客的名单是我圈定的。

  及散席,客人先后辞出,我看到总理站在他的汽车后门,向我招手。我走过去,总理问:“石泓同志什么时候到北京?”我说:“18日。”总理又说:“石泓同志替国家做了许多工作,她到后我们要宴请她。”总理想得多周到啊!

  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后,我们始终没有受到任何干扰,归根究底,是总理保护之功。每逢过年过节,总理总派人来看我们,问生活上有无困难。那时我们从海外带回来的钱还可以维持生活,所以总不愿意以个人小事麻烦总理,实际上他忙得连睡觉时间都没有了。

  1972年 2月22日,周总理设宴欢迎尼克松总统和夫人,他过来向我祝酒,没有说什么。但在9月25日晚欢宴田中首相的宴会上,总理特地到我的面前来,意味深长地说:“我们两人很久没有见面了,让我们举起杯来互祝健康吧!”这是我所听到总理的最后的话。

  1972年8月,总理关照统战部写一报告,每月发给我生活费。出乎意外的是,总理除在报告上批照办外,还另外写一张条子,特支我一笔生活补助费,总理想得多么深远,多么周到啊!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件事。

  从1972年8月起,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还遵照总理的指示,把过去我所坐的汽车重新开回我的寓所(“文化大革命”后,我曾要求将汽车开回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集中管理)。从此时起,我虽没有走上工作岗位,但生活却得到殷切的照顾,此皆拜总理之赐也。

  1974年9月30晚,我应邀参加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建国25周年招待会。总理以抱病之身,莅临主持。当他步入宴会厅时,立刻出现了令人十分激动的场面,全场沸腾起来,掌声雷动,经久不息,在他致祝酒词短短的几分钟内,座上响起掌声有10余次之多。总理感人之深,在这里充分显示出来,这是发自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声音,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。

  我素来意志坚强,很少落泪。1976年1月上旬在北京医院向总理遗体告别时,看到总理慈祥的遗容宛然如生,一桩桩往事霎那间浮上心头,不禁悲极而哭,盖情之所至,实难自己。

  《不尽的思念》

(责编:唐璐、张鑫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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